中藏 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原大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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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以其刻印精良,用字规范,音义完备,添加句读,附有考证,受到格外关注。但是必须看到,这个著名的官版存在严重的缺陷,做了过分的编辑工作,导致部分原貌丧失,甚至产生误会。
《十三经注疏》传世各版本中,清乾隆武英殿本是第一个经、注、疏、音义俱全的文本。在文字校勘、体例严整、内容完备等诸多方面均超越前代,同时殿本也是《四库全书》、《四库荟要》的底本,因而更应该受到高度重视。但是这个版本在整理过程中做了过分的编辑工作,这一严重问题
近日，北京三希堂、北京线装书局联合策划出版的原大影印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日前正式面世发行。
《十三经》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典籍，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部儒家经典，在悠久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儒家之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定于一尊，历代学者纷纷为诸经作注解。其中，汉朝及稍后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人们称之为注或笺。唐宋时期，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对汉代的注释也难于理解了。于是一些学者不仅注解经传的正文，而且对前人的旧注也进行解释和阐发，习惯上就称之为“疏”或“正义”。历代解释十三经的著作很多。南宋以前，注和疏本来都是单独成书的，南宋时始合刻在一起。南宋绍熙年间始有汇集唐宋之前最具权威性的“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形成一整套经书及其注文，称为《十三经注疏》。
历史上，《十三经注疏》有多种版本，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本，称“宋十行本”。明嘉靖中据十行本重刻，称“闽本”；万历中又据闽本重刻，称“明监本”；崇祯中毛晋汲古阁又据明监本重刻，称“毛本”；嘉庆二十一年(1816)由阮元主持的南昌学堂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称“阮元本”。
本书为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采用“明监本”刊刻的《十三经注疏》附《考证》，称“殿本”，清代武英殿大量刊刻书籍，使用雕刻及活字制版，并多用特制的开化纸印刷，字体秀丽工整，版面完善精美，书品甚高。与嘉庆年间的“阮元本”有诸多不同之处，有其自身特色和价值：一是经、注、释、疏文四项内容俱全无缺；二是第一次为《十三经注疏》全文施加断句；三是每卷之后附有“考证”，在《十三经注疏》刊刻史上应当是首开其例；四是校勘认真，改正了以往不少错误，是错误较少的一个版本；五是刊刻精工，用十分规范的宋体字刊刻上版，笔画粗细适中，墨色均匀，印本清朗，赏心悦目，为清内府刻本的代表之一。这诸多方面的优点，为他本所不及，但自从乾隆时期刊行以来只有同治十年广东书局重刊流传。长期以来，这部善本流传不广，实为古籍界的遗憾。此次使用天津图书馆馆藏武英殿本原版原大影印，手工宣纸线装，16函100册，一方面能还原殿本原貌，尽显中国传统线装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为海内外经学、版本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研究素材，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并重。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寝流於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然《隋书·经籍志》载晋扬州刺史顾夷等有《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册府元龟》又载顾悦之（案悦之即顾夷之字）《难王弼易义》四十馀条，京口闵康之又申王难顾，是在当日已有异同。王俭、颜延年以后，此扬彼抑，互诘不休。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故《隋志》“易类”称：“郑学寝微，今殆绝矣。”盖长孙无忌等作《志》之时，在《正义》既行之后也。今观其书，如《复·彖》“七日来复”，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说，则推明郑义之善。《乾》九二“利见大人”，王不用“利见九五”之说，则驳诘郑义之非。於“见龙在田，时舍也”，则曰“《经》但云‘时舍’，《注》曰‘必以时之通舍’者，则辅嗣以通解舍，舍是通义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训通。於“天玄而地黄”，则曰“恐庄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庄说之何以未允。如斯之类，皆显然偏袒。至《说卦传》之分阴分阳，韩注“二四为阴，三五为阳”，则曰“辅嗣以为初上无阴阳定位”，此注用王之说。“帝出乎震”，韩氏无注，则曰“《益卦》六二‘王用亨于帝，吉’，辅嗣注云：‘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巽者也’，则辅嗣之意以此帝为天帝也”。是虽弼所未注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体，主於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礼疏》或乖郑义，颖达至斥为“狐不首丘，叶不归根”，其墨守专门，固通例然也。至於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源委粲然，则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此书初名《义赞》，后诏改《正义》，然卷端又题曰《兼义》，未喻其故。《序》称十四卷，《唐志》作十八卷，《书录解题》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与王韩注本同，殆后人从注本合并。
《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和编本。
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