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树木就其种类而言，多至难以胜数，而我们的祖先为何偏对黄花梨情有独钟？特别是在明代，为何会将黄花梨推崇到那样的一个近乎神话的地位，是无机的偶然，还是历史必然？
首先，明代是中国汉族皇权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以儒学为主干的古代文化已经非常成熟。释道两家，也在学理上大成于世。明代的知识分子享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无疑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学术修为。黄花梨家具之所以诞生在明代，显然与士族阶层的学养及审美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密切相关。
其次，明隆庆朝开放海禁，打破闭关锁国的千年禁忌。郑和下西洋沟通了海上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亦如通衢。在这种中外交流的背景下，黄花梨木经商贸路径自老挝、越南进入中国。产于中国海南岛的最优质的黄花梨也得以跨海登陆，继而进入北京皇宫的大雅之堂。
再次，明代实行以银代役的制度，促进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开放，以及文化的发达，使得许多在统治阶级内部残酷党争中失意的文人抽身官场、厌恶政治，转而寄情于艺术创造和物质享乐，这使得当时的文化中心和时尚中心也随着知识精英们的足迹远离京畿，南移广东苏杭。广东苏杭不仅水米富庶，且得海运漕运之利，无论制瓷、织绣、金石、书画还是家具制作，一时风起云涌。许多知识分子竞相投身，醉心于此，古代文化的许多伟大成就，就是在这一时期创造出来的。历史上常见的“政治越黑暗，文化越光明”的现象，可以在明代找到充分的实证。
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工商繁荣，文化活跃，知识分子日益逃避现实，沉溺于生活享受之中——咏叹山水、崇尚自然，回归田园，以为永恒。将心灵从社会转向自然、从政治斗争转向对艺术的玩赏。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造园运动最热情的时期，也是士族豪门造屋筑宅最热情的时期。而精美的园林和高屋大宅又对良材美器的家具陈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人对家具从设计到制作的全程参与，把自身的风尚志向和对乾坤万物的理解，把长幼尊卑的规则与天理人欲的融会，全都浓缩在家具的造形及材选之中。因此，从明式家具中我们至今仍可清晰地揣摩天地方圆的哲学思辩，体验中国社会的等级伦理，感叹中国匠人的聪明才智，领悟中国文人的心理寄托。
当家具制作成为皇室贵族甚至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倾心研求，并且乐此不疲的嗜好时，黄花梨突然变成了那个时代一致推崇的至爱。其必然性正是缘于黄花梨无可替代的自然性，即黄花梨的外观及品质，恰恰投和了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所形成的特定心理，而且契和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逐步养成的审美情趣，所以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代文人的时尚载体。
由于在中国几千年官本位制的封建历史中，并不明显存在一个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阶层，所以社会时尚并不象今天这样主要由知识阶层和青年群体发刃推导，然后逐步衍为社会风气，而大多是自上而下，首先由皇室贵族和士族阶层倡导示范，然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推广民间。黄花梨不温不燥，不卑不亢，不寡不喧，特别适合打造简洁凝练的素身家具，在显现自然本色的同时，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而且香气暗含，历久弥醇，与人的气息彼此交流，相融相通。黄花梨的纹路行云流水，华美而且绚烂；空灵飘逸，与中国水墨彩墨异曲同工；景自天成，与各种自然现象息息相关——千百年的风雨铅华，日晖月映，在她的光泽及木质之中留下鬼斧神工——台风扭曲树干形成的错节纹，枝杈疤结形成的鬼脸纹，还有麦穗纹、蟹爪纹、山纹、流水纹等等，古人运用各种仿生的想象将这些纹路比拟出来，足以让心领神会的美妙意境沟通古今。产生包浆的黄花梨光泽愈加成熟收敛，其气质更可满足文人雅士韬光养晦的境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