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艺术界不是像梯子一样一级一级排列的，它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其关系网、收藏家的、精神影响力和偶然性的主导因素等等相互交叉，错综复杂，构成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状结构，因此要想全面认识并把握当代美术发展的指向，并试图用去制定游戏规则，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当代美术展览也许是最让人欣慰的一个观察艺术界的切入点，在某种程度上，他为这个复杂的世界指出了简明的秩序。因为他确乎有一种“透明度”存在，不过，对任何展览而言，透明度只是象征性的，并非是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本身。
纵观中国当代艺术的众多展览，不管他当时叫喊的多么嘹亮，多么的合理，多么的具有未来的前瞻性，其结果总是不太令人满意，而今我们面临的事实却是这样的：完整的艺术收藏体系和公正的学术批评机制之建立，仿佛还是一件遥远的事，第三世界的策展人和批评家，短时间内也很难与经验深厚的西方策展人和艺术批评家展开平等对话，国内部分新生代批评家和策展人对西方的傲慢仍难以忍受，内地的几个双年展又尚未造就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声望，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导致我们的批评家和策展人所代言的艺术家，在国际艺术圈中也处于同样的边缘位置，更令人灰心的是：“边缘艺术”关注的却不是同样的边缘体裁和个别对象。$$$当然90年代后期以来，在争取官方美术馆对当代艺术展览的接纳方面，内地的策展人和批评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限度众所周知：回顾性展览居多，实验性展览过少，暧昧主题畅通无阻，先锋意识处处碰壁。需要妥协的东西太多。在这一过程中，当代艺术实际上丧失了许多先锋特质，多少方案和构想胎死腹中，已无法数量。体制内的美术馆、博物馆和基金会，尚未以真正开放的姿态容纳以先锋艺术为主体的当代艺术。更要命的是官方心存太多的戒心与疑虑，真正的权利下放任重道远。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状？其症结何在？国民是否有勇气从根源上反思？其实从当代展览争夺的方面来看，（当然，就新世纪的美术现状而言，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更重要的问题是不在于国家过去或现今是否有能力与国际当代性展览相抗衡，更重要的是国家何时才能够真正意识到较量国家“软实力”的艺术奥运会之重要性。官方为何总是心存戒心与疑虑？这就需要考察对艺术提出要求的理想，与为艺术制定规则的现实这二者之间的冲突：艺术在当代究竟应该关注什么，关注谁，关注哪一部分人，谁的才是所占分量比较重的？艺术在其中又可能产生何种具有破坏性的能量？
对于谁最有权势，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观点。经纪人和艺术机构管理人认为是艺术家，收藏家认为是经纪人，拍卖商认为是收藏家。而对于艺术家来讲，根据他们事业阶段的不同，任何人（包括艺术家本人）都可以最有权势。这种循环揭示了艺术界的相互依存关系，还有对权势的不同理解。
但问题是艺术家到底有多大权力？国家应该赋予他多大权利，应该怎样去做？一句废话是这样说的：“没有艺术家，就没有艺术世界。”虽是一句大实话，但的确也强调了艺术家的重要性：根据艺术家作品难以估算的影响力，他们的权力无法用标准来衡量，也不会因拍卖结果或个人回顾展的数目而增减。在艺术界，有些艺术家拥有教师、管理人和博物馆理事的身份，另外那些则很少参与自己作品之外的事情。
艺术界其他角色的影响力更显而易见。其似乎越来越大，艺术家所谓的，其主动性似乎都变的让我们难以找寻。管理人有让艺术家成名的权力，通过运用自己的专业意见，尊重收藏家同时也影响他们。有时候机构政治会成为负担，但是最好的管理人能够实现创新，建立鲜明的个人形象。
收藏家掌管着艺术界的金库，但是在拍卖会上花大钱只能轰动一时，有些收藏家地位很高，但暂时地位与稳固的影响相比并不那么重要。影响力最大的收藏家拥有多重身份：管理人、经纪人、主要捐献人或拍卖行的东家，这使得艺术家的事业长期的起伏与他们紧密相关，也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吞噬了艺术家的主动性。
经纪人是负责把关和沟通的人，他们影响着艺术界其他人的权力。最富有的经纪人可以投资大项目、大力推介自己的艺术家，通过拍卖活动左右市场，以及在世界各地建立展示自己声势的展览空间。一流的经纪人，有能力发现和推出无名小卒，这些经纪人是艺术界的引擎。他们勇于冒险，给艺术家一个舞台，让其作品能够让人们看到。这也许就是当代艺术展览的魅力所在，其魅力足以让艺术家放弃主动性去委曲求全。
但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有权势并非意味着赞美，它还会让人联想起任意妄为。投机分子能够把价格哄抬到通货膨胀的水平，也会恶意地对艺术家的事业施加影响，这都会破坏艺术经济。优秀的艺术机构管理人、收藏家和经纪人会严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明白自己会造成的影响——一个小水圈会很快变成波浪，并且按照实际情况行事。实际上，正是当代艺术家们的联合和不断达成的共识催生出了艺术界的繁荣。在这里，金钱也许是主导，但艺术仍有反驳的权力，这一点与早期艺术（已过世艺术家的作品）市场完全不同。
以上说了那么多，你也许有这么一种感觉，艺术是不是关注了过多的外部事务，到最后，艺术是不是没有了？艺术究竟怎样才能成为艺术，艺术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度有其特殊的指向，现今，关注这些外部事务的所谓的“当代美术展”，不是多到以伤害艺术，而是少到以难保艺术声誉：文人游戏，笔墨把玩、小资情调、男女欢愉、逢场作戏、官场利害、充斥当代艺术―――尤其是学院艺术与传统艺术。在这一充满铜臭味和普遍功利主义的时代，试问学术和关怀在哪里？理想在资本面前不堪一击。鉴于此，当代艺术展览应该有何指向，在此时此地显得尤为关键，他所负载的并不是旧世纪文革式的政治学任务，而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现代性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时期新时代的病症。艺术语言，形式、风格等纯美学问题在这个危机重重的时代早以被搁浅，形而上学的讨论更是不合时宜，当代艺术展览的创造力并不在美学王国里显现，他直面的是矛盾日益激化的社会现状。无所谓的争执之所以久久不能罢休在于双方均坚信自己站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而真理是：立场由对象决定，而非立场决定对象，对象的感知和规定以阅历和关怀取向为基础，不具备问题意识，便看不到问题所在。
最后借用经纪人杰弗里·坡的评论作为束语：“从根本上讲，艺术界里重要的不是权力，而是控制。权力会很庸俗，控制就聪明得多。一切都是从艺术家开始，他们的作品决定了游戏要如何展开。但是艺术家需要与勤奋的经纪人诚恳地沟通，后者能够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信任达成的控制，是艺术界中真正的主导。”我觉的他说的很对，未来的当代艺术展就应该一切从艺术家开始，以艺术家的主动性为基点，希望能多作一些负责任的行为，让一些新的规则落实到实处，我始终认为：难使平等，但在规则面前却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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