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自行车的王国。在汽车热兴起之前，在所有交通工具中，中国人对自行车情有独钟。因此大多数人也许会对本文将要叙述的历史感兴趣：自行车是一个半世纪前传入的舶来物，一百年前流行于中国各大城市，当时的自行车车型已经相当先进，直至20世纪90年代山地车等新型车流行前几乎被中国人使用了一个世纪。百年前自行车价格昂贵，而购买者乐此不疲，因为他们可以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自行车的最初传入
　　第一辆自行车传入的时间已不可考，这无关紧要，因为最早的自行车骑行起来很不方便，并不能真正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大量的史料记载，在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自行车已经成了人们熟知的交通工具。
　　自行车的发明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1790年，法国伯爵西夫拉克首次发明自行车。这是一种用两个木轮直线排列的最简单的自行车，没有链条，人坐车上，以两脚蹬地向前行驶，虽然与今天的自行车大相异趣，但比走路毕竟省力。1839年和1853年，英国人麦克尔和德国人费歇分别发明了自行车踏板。踏板由金属制成，装在前轮上，骑车人可以靠蹬踏板驱动车子，运行速度大大提高，体力也节省多了。但这时的车身是木结构的。1869年英国人谢尔查发明了链条和中轴，1871年空心钢管开始取代木头构成车架，1880年滚珠轴承被应用到自行车上。在这一系列发明的基础上，1885年英国人斯塔利创造了全套自行车链条传动装置，把脚踏板的运动用链条从前轮移至后轮，并设计了使车座、脚蹬子、车把、前后轮的回转轴相互构成三角状的结构，使自行车的运动合乎结构力学的原理，造成了自行车的革命，不仅运行速度大大提高，同时也节省了体力，自行车从此进入生产阶段。1889年苏格兰人杰罗巴又发明了充气空心轮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自行车与今天的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
　　在自行车发明和改进的各个阶段，这些不同类型的自行车都曾经传入中国。最晚不超过1868年，上海街头已出现了自行车。据当年11月17日的《上海新报》报道，当时上海的自行车不多，仅有几辆，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坐车上，用两脚点地而行；另一种靠蹬踏而行，“转动如飞”。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自行车既有原始的靠脚尖点地而行的自行车，也有1839年或1853年装配了踏脚板的自行车。
　　上海的自行车是由侨居的外国人带进来的。风气开化的上海人对外国的新器物很感兴趣，因此19世纪60年代后自行车便不断传入，成为上海街头新奇一景。但当时自行车尚处于试制阶段，需要不断改进，传入的大多自生自灭，难以像其他传入的交通工具，例如马车、人力车那样流行起来。1876年，文人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描写他所看见的上海街头自行车说（译文）：“车子有前后两个轮子，中间是车座，前轮的两旁各有一个踏蹬，还有链条，前轮上方有横木作为扶手。人骑车上，两脚踏蹬子，运转如飞。两手握横木，使两臂撑起，速度快如马车。但是，骑车者需练习两到三个月才能熟练。近来已不多见。”这段记载中所说的自行车的“踏蹬”设在“前轮”，车的把手是“扶手横木”，显然是1839年或1853年欧洲自行车第二阶段的产物。1883年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写道（译文）：“从前上海有脚踏车，虽然行走如飞，但草软沙平尚有翻车之虞，一遇砖石瓦砾，便无法行走。因其不便，近已不见。”这些记载反映出，自行车虽然很早就传入中国，但长时间不能流行，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自行车本身性能不佳，骑车人不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不能掌握骑行技能，骑行中也容易摔倒。其次，作为交通工具的车辆未与道路相配套，中国的道路坑坑洼洼，自行车轮子比马车小得多，难以适应；在宽畅平坦的马路普及之前，自行车在中国（即使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难以流行。
　　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辟，道路状况的改善以及自行车自身的改进，自行车在中国流行起来。自行车最集中的城市是上海，当时有几百辆。据1898年1月28日的《申报》报道：“泰西（即欧洲）向有脚踏车之制，迩日此风盛行于沪上，华人能御者亦日见其多，轻灵便捷，其行若飞。”这里提到的是近期上海开始盛行自行车，不仅寓沪西方人，而且华人也开始骑自行车了。同年4月1日的《申报》又说：“每日黄浦滩一带，此往彼来，有如梭织，得心应手，驰骤自就。”这说明在1898年时，外滩马路上自行车已经往来如织，而且自行车经过改进后，骑车人已能驾驭自如了。
　　除上海外，其他城市也于19世纪末出现了自行车。1897年，北京的一名法国医生去宣武医院时，“坐脚踏车展轮而行”。同年9月，烟台一名西方人骑自行车穿城而过，引得“睹者咸为称赞不置”。除京师和通商口岸外，一些风气闭塞的内地城市也引进了自行车。1898年一则有关江西报道说：“近日上海盛行脚踏车，江省初无所见。昨天某少年乘坐双钢轮脚踏车，由进贤门至贡院前一带驰骋往来，迅捷如飞。士人见所未见，无不讶为奇制。唯道途凸凹，不能任意驰驱”。
　　自行车由于轻灵便捷大受欢迎，但道路条件则限制了它的发展。1899年，苏州官府因骑车人日益增多，而道路狭窄，经常造成交通事故，禁止中国普通百姓在城内骑自行车。被允许骑车者只有三种人：“西人、教士、教民”，其余“一概不准乘坐”。由于种种限制，到1904年春，成都市内仅有7辆自行车，其中3辆车的车主为外国人，1辆为邮政局送信用，其余3辆的使用者为普通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