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时用来熏香和取暖的炉子。熏香炉也叫香熏或者香炉,最初采用青铜为材料,汉代的博山炉就是青铜制成的。从汉代以后,香炉的材质逐渐丰富起来。宋代出现了瓷制的博山炉,但是它禁不住香粉的烧烤,很快就变成了文人的把玩之物。诸如此类,以后出现的玉质香炉、翡翠香炉等等,也都是一种用来陈设或者把玩的观赏品。与实用器相比,陈设器的价值也许更高,一般都是文人雅士,大户人家才置备的器具。古人对香的认识和利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宋代丁谓所著《天香传》中云“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可见,上古时期,人们焚香主要是为供奉神明,其次才是为辟秽清洁的目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将薰草、古兰、郁金、茅香等香草用于香身、熏香、辟秽、祛虫、医疗养生等许多领域,并有佩带、熏烧、熏浴、饮服等多种用法,插戴香草、佩带香囊、沐浴香汤等做法渐次兴起。随着熏香风气的逐渐流行,专门用以熏香的熏炉也应运而生。考古发现证实,至迟在战国时期,一些熏炉的制作已达到了相当精湛的程度。隋唐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对熏香的研究和利用更加精细化、系统化。宫廷中用焚香来显示庄严和礼遇,并写进制度。《新唐书·仪卫志》记载:“朝日,殿上设黼扆(yǐ)、蹑席、熏炉、香案。”这一情景在唐诗中也可窥见,如贾至《早朝大明宫》:“衣冠身惹御炉香”,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朝罢香烟携满袖”等诗句,均反映了朝廷朝会时熏香的浓烈。喜爱香熏的权贵们将奇香作为炫耀的资本,相互比试,兴起了“斗香”活动。唐中宗时就举办过一次高雅的斗香大聚会,宗楚客兄弟、武三思以及皇后韦氏等诸皇亲权臣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而文人骚客则将熏香视作优雅生活和文化品位的标志,似乎非有熏香则不能赋诗作文。于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就成为文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雅。据唐代冯贽《云仙杂记》记载,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焚玉蕤(ruí)香后发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白居易诗云“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李商隐诗云“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反映了唐代文人熏香之雅事。 明朝“宣德炉”的出现,是古代熏炉发展史上一个新的亮点。明宣宗曾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利用真腊(今柬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制造了一批铜制香炉,成为后世传奇的“宣德炉”,被收藏界所看重中国古代熏香习俗随着晚清的战乱动荡以及香水的引进而逐渐消歇,但留存下来的历代各种各样的熏炉却彰显着古人的审美观念、文化品位、生活情趣,引人万端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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