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砚 福寿 绿端砚台 47x37x10cm yt721
端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这是历史所赋予又为现实所认可的。端砚产于肇庆市东郊羚羊峡斧柯山（亦称烂柯山）端溪水一带，因而又称端溪砚。肇庆古称端州，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立高要县治，至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置端州，辖高要等九县，宋绍圣二年，赵佶受封于端州为端王，元符三年赵佶继承皇位称徽宗，重和元年宋徽宗御书“肇庆府”赐守臣，自始端州更名为肇庆。
砚，不仅有其实用功能，而且还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美感，这就是砚的欣赏价值。《西清砚谱》云：“古今佳砚，因质美工良，而鉴赏品题，因人增贵。”的确，砚台在其制作过程中，不断融入各个时代的艺术特征，形制式样、题材内容、构图纹饰及雕刻风格都非常讲究，并与文学、历史、绘画、金石和雕刻汇为一体，所以为历代（包括现代）文人雅士的钟爱。
端砚始于唐代
端砚始于何时，过去曾引起讨论。清计楠《石隐砚谈》记载：“东坡云，端溪石，始于唐武德之世。”武德为唐高祖年号，武德元年是公元618年。根据此说，端砚问世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再查看唐代已经出现的许多歌咏、赞美和论述端砚的诗文，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端砚和人们的密切关系以及在文化艺术中的重要作用。《钦定四库全书端溪砚谱提要》说：“考端砚，始见李贺诗。”的确李贺诗《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早已烩炙人口，诗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佣刓抱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沙帷昼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薰，乾腻薄重立脚匀，数寸秋光无日昏。圆毫促短声静新，孔砚宽硕何足云。”还有刘禹锡的《唐秀才赠紫石砚以诗答之》：“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因知正草玄”皮日体的“样如金蹙小能轻，微润将融紫玉英。”（见《以紫石砚寄鲁望兼酬见赠》）陆龟蒙的露骨坚来玉自愁，琢成飞燕古钗头。”（见《袭美以紫石砚见赠以诗迎之》）唐李肇《国史补》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综上所述，可见端溪砚在唐代已经流传得相当广泛，也可知端砚在当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通过相当多人的使用，经反复实践才赢得这样的声誉。为此，“端溪石，始于唐武德之世”是有根据的。这是从前人的论著中得出的结论，那么我想还要以现在遗留下来的古端砚传世品和墓葬出土的古端砚为证。
箕形砚：1965年12月25日在广州动物公园唐墓出土的端溪箕形砚。砚长18.9厘米，宽12.6厘米，厚3.3厘米，色紫，箕形。造形古雅，线条简练、流畅，显得端庄、古朴、稳重，这是一件确凿不可多得的唐代广东砚工的佳制。现藏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箕形砚：1952年湖南省长沙七零五墓出土的唐端溪箕形砚，砚池底部鼓出，与两足同时着地，为唐代典型器物。（见《考古》1965年第4期）。唐代端砚大多数以实用为主，供研墨之用。至于唐代端砚之形制，虽说砚形较为单调，但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皆为屐形”，就现存于世的几件唐砚来看。则有箕形（与屐形抄手砚同），八棱形、开方形、方形（石渠砚）等。至于还有没有其他形制则要等待更多的墓葬出土唐砚方可知道。就箕形砚来说，也并非一成不变，后来去足成了“凤”字砚，“风”字砚。箕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畚箕，内凹，唐代折箕形砚就像个畚箕，但有足。其实，这种形制的砚在隋唐之前就已出现了，宋米芾《砚史》中指出：“有如凤字两足者，独此甚多，所谓凤凰池也，盖以上并晋制……今人有收得右军砚，其制与晋图画同，头狭四寸许，下阔六寸许，顶两纯皆绰慢下，不勒成痕，外如内之制……又有收智永砚，头微圆，又类箕象……”说明箕形砚非始于唐代，于前已经出现。总之唐砚以箕形为多，也有别的形制出现。
初唐的端砚，砚面上一般无纹饰，砚的形制也比较简单，式样不多，但到了中唐之后，端砚也和其它艺术品一样不断演变和发展，具体反映在砚形、砚式的不断增加，使端砚开始从纯文房用品演变为实用与欣赏相结合的实用工艺品了。即是说端砚除了作为研墨、泚笔的器具外，还具有欣赏价值。其欣赏价值首先是石质、石品花纹，然后是砚形、砚式、雕刻工艺等，故在唐代出现了赞美端砚石质优美、砚形古雅、雕刻精致的诗歌及砚铭。如李贺诗句“暗洒苌弘冷血痕”，用春秋战国名臣苌弘不幸被希，死后血染石成碧的典故来形容端砚石中的火捺。诗人陆龟蒙藏一端砚，在砚石中的蕉叶白旁刻上一古钗，钗头上翘着一只白凤，其砚铭为：“露骨坚来玉自愁，琢成飞燕古钗头。”赞美端石和雕刻技巧为其它所不能及的。又如徐寅的题瓦砚诗：“远向端溪得，皆因郢匠成。凿山青霭断，琢石紫花轻。散墨松香起，濡毫藻句青。”
说到隋唐石砚的形制，大体以箕形、方形为多，并已从三足变为多足。这也许由于古人席地而坐有关，制砚也要适应之，故其足也较高，以利于用砚时方便挪动及用后洗涤之，到了唐代中叶，桌椅之制作较为普遍，人们摆脱了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端砚乃至文房诸用品自然被置于台上。因而砚“足”似有点多余，即使有足的亦相对地缩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