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非组织的全称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颁布实施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昨天下午因为要和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的老师到北京社科院与几家要进行改制的民非组织进行座谈，所以没能赶上参加中美公共管理学术交流研讨会对于“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探讨。座谈会期间所见，有激情满怀却无力报国者的愤懑和失落者，有专营从事名不副实借民非之名行赢利之实者，有位女士谈到没有经费支撑各人投入时的艰难和对理想与公益的爱心竟至声泪具下，而多人之所以成立ngo往往是基于社会关系资源的组织和整合。想一想对于这样的现实，以及所谓公民社会理论和现实之间如此的差距，真是无以解释，突然想起还是导师毛先生所创立和倡议的IAPP框架对于这些现象更加有解释力。
对于公共问题的分析，人们往往会简单地使用一种解释视角分析，而对于自身的分析特点并没有太清晰的感知和自觉，事实上，根据IAPP的分析方法，对公共事务的解释可以一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看，人性、制度规则、行为；个人、集体、宪政选择和制度变革；结果（功利主义）、权利（自然法）、契约（共识宪政）；规则之下的行为、规则的变革、规则的规则（宪政层次上对于规则的共识）。
第一、结果和现状：公共事业发展受到限制，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公共事业单一的政府经营机制不灵活，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第三部门的参与）不足。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充分，经营和存在困难，没有经费保障，也难以真正享受到非营利组织所应该享有的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很多民非被参照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要交纳营业税，而不管组织是否赢利）管理环节和层次过多——先是要有注册机构，一般为民政部，而且还一定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而基金会则还要有一个部委机构作为挂靠。
第二、权利、自由。产权应该包括公民对其财产的合法自由使用权，结社自由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如果在权利和基本自由有所保障的时候，当结果并非帕累托最优或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向制度变革和政策管理上的改进以方便公共事业的发展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北京东方绿原文化研究中心要成立一个基金会来支撑其对国家对外宣传和环保工作所做的研究和社会活动，而且已经找到了募捐公司，但是基金会的成立必须要找到一个部委机构来做挂靠，而政策规定一个部委只能做一个基金会的主管，所以一直都很难找到。而在没有自己的基金会的情况下，公司的募捐要有70%被环保基金会扣留，公司也失去了募捐的积极性。
第三、契约、立宪、宪政。从契约上来看，首先是宪法有规定结社的自由权利，我们是宪法落实没有保障的问题。所以，关于民非的管理政策会出现和宪法并非严格一致的规定，所以这样的集体契约或者制度似乎并不是基于个人的同意，我们既缺乏实际操作的条件和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集体意义上的权利，这会进一步限制我们个体操作意义上的能力发展。而我们的社会在宪法执行无力的时候却没有进一步的权利和条件来推动宪法的落实或者说是修宪。而当我们在宪政方面存在结构性的弊病之时，就很难顺利进行制度上的变革和政策管理上的改进。事实上，我们的很多民营非企业都是要找到主管单位，并且积极地希望从政府财政上获得经费的资助。而更有组织则是以建立民非为幌子以获得其在社会上的正式官方组织的信誉力，而另建组织从事赢利性的活动。这样我们就在现有规则之下进行博弈和计算，偏好于策略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趋向，然后走向方便管理和方便存在与发展的路子。
代理社团组织注册?、代理民非企业注册、代理基金会注册
代理审批幼儿园、小学、中学、学校、学院，培训学校等登记
代理审批门诊部、医院，康复、保健、卫生、疗养院等执照
代理审批艺术表演、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研究院等执照
代理审批美术馆、画院、纪念馆、收藏馆、艺术研究院等执照
代理审批科学研究院、科技中心、科技服务中心、技术评估所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