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的艺术，脱颖于上世纪40年代，成熟于50年代至60年代，至70年代中叶以后更趋完善。特殊的经历使他走着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黄胄起步于深入生活和速写，亦得益于对传统的愈来愈深入的理解和选择。从他50至90年代的作品可以看出，黄胄这种富于创造性的中国画，一方面摆脱了束缚创造的传统惰性，另一方面又努力发扬着不失生机的传统精华。
他之致力于艺术收藏并终于创建炎黄艺术馆，更说明了这样一位胆敢独创的画家对传统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也反映在黄胄晚年的答记者问中，比如他对《光明日报》的记者指出:「我们的文学家、画家是在我们的土地上出生成长的，几千年来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始终贯穿着我们的一切，那就是民族的精神和传统。一个民族的优秀的东西是消灭不了的，如果一打就倒，一冲就垮，说明并不优秀了。我的艺术就是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发展的。
他的中国画在年轻时代即受赵望云面向生活和农村写生的影响，在面向生活与继承传统的关系上，一开始就把从生活入手放在第一位，而且终生不渝。他说:「我开始学画时没有临摹，这也有它的好处。我一开始就在生活里‘闹’，主要是画速写，边观察边画，边学边画，以后再学传统的东西。由于没有什么束缚，所以敢于放开手来画。」
他一方面深入生活，一方面以速写的手段积累生活、感受生活，再根据创作的需要去临摹、去学习传统中有用的东西，他在所临唐寅《枯槎鹆图》上题道:「自学画以来，很少临摹古人。近十年看了些古人作品，按古为今用的指示，从生活入手吸收一些前人的方法，亦未认真临摹古人。这些天才仿了一点，感到还有帮助，有感初学即钻入故纸堆里反而受很多束缚，甚至钻不出来。从生活入手，根据创作需要吸收前人有用的东西，是较好的方法。」
这种对生活与传统、写生与临摹的态度，没有忽视作为「流」的传统，却首先抓住了作为「源」的生活(「源」「流」之说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绝对排斥熟悉传统方法的临摹，却紧紧把握住了提炼生活的写生、速写手段，因此也就在检验传统中发展了传统，有取舍地在学习传统中完善了提炼生活的写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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