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行业必须紧密联系实际,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促进结构优化和整体竞争力提升,加快从价值链低端走向中高端,通过优胜劣汰,把企业做精、做强、做优。”张广宁称。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钢铁行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化解过剩产能,大力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依靠创新驱动提升竞争力,已经成为当前行业面临的艰巨任务。
没有业绩的蓝筹炒作,终于告一段落。
1月14日晚间,宝钢股份公布了2014年业绩快报。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显示,201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884亿元,同比下降0.84%;营业利润76.3亿元,同比下降0.68%;归属于股东净利润58.23亿元,同比增长0.08%;每股收益为0.35元。
上海有私募基金经理对此评论说:“作为资产质量最好的钢铁蓝筹,宝钢的业绩进一步下滑,说明了当年尴尬的投资格局,估值在提升,企业盈利看不到好转。”
2014年11月28日,宝钢股份一根长阳宣告了估值修复的开始,在随后的17个交易日中,累计上涨49%。股价由之前的大幅破净,到超过净资产。但随着市场上攻力度的减缓,宝钢股份随即也开始了调整步伐。自1月6日以来,宝钢股份已经七连跌。
业绩快报显示,宝钢2014年业绩不佳的原因是,“产品销售价格下降、高炉及主要产线设备年修和宝通钢铁经济运行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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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作为过去中国过剩产能大格局的最重要一个行业,去低端产能、去库存的压力一直很大。产品长期维持较低价格,全行业陷入困境。有乐观人士预计,2014年中国过剩产能已经得到初步遏制,随着GDP增速的下滑,经济结构已经得到一定程度优化。但事实仍令人担心。
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预测,2014年全粗钢产量约8.1亿吨,产量继续增加。在2015年最初时段,钢价仍在下跌,全国钢价综合指数为81.91,较上周下降1.42%。
华泰证券钢铁行业研究员陈雳认为,随着国内环境压力的与日俱增,以及相关法律的出台,钢铁行业可能会经历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境遇,宝钢股份将受益于本轮环保因素带来的产业调整。[我们的钢铁出口退税本来完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我们的钢铁工业也已经不是原来那种“两高一资”产业的负面形象,真的有必要自我限制吗?]
2014年,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陡然提速:2014年1~11月,钢材出口8361万吨,出口额639.3532亿美元,同比增幅分别为46.8%和31.4%,预计全年钢材出口突破9000万吨大关问题不大(见图1)。
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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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系客观经济规律所致。
中国早已是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的头号钢铁工业大国,2013年中国粗钢产量7.7904亿吨,钢材产量10.6762亿吨;从2011年起,中国钢铁产能相对于国内市场就开始出现显著过剩,举凡特钢、电工钢等,概莫能外,导致国内市场价格明显低于海外,目前出口价格平均高出内销价格1500元/吨。
同时,国内市场多年来的激烈竞争锤炼出了中国钢铁企业在供货效率和质量等方面的优势。印度大型矿石供应商HLNGoa负责人哈瑞胥(HareshMelwani)就举过这样一个案例:3年前,印度一家风力发电厂在国内采购钢材,对方只能12个月后交货;改从中国寻求供应商,中国厂商仅用4个月就供货了。当时印度有传言称中国钢材质量不好,实际上质量很好,这个项目运行3年,钢材没有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中国厂商有扩大出口以确保收益的动机,海外买家有寻求高效、质优价廉供应商的需求,双方一拍即合。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与此前一个又一个“中国制造”产业一样,今天的中国钢铁工业大有沦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牺牲品之势。2013年起,各国就密集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
所有这些贸易保护措施,不仅损害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权益,而且无一例外都损害了进口国下游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这些措施保护的不是奋发向上的产业,而是躺在贸易保护措施上怠惰无为、不思进取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是进口国司法、行政体制的严重缺陷。这一点,在印度表现得特别突出。
印度自身的体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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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总体而言,对中国钢铁产品大叫大嚷限制措施最多的国家并非进口最多的国家,因为2014年前9个月中国钢材出口54%流向东盟、韩国和中东地区,但要限制中国钢材的基本上都是欧美和印度;因此,这些国家所谓“产业损害”云云,殊堪质疑。
而且,2014年我国对印度钢铁产品出口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前两年连续大幅下滑之后的恢复性增长,出口额尚未达到2011年的水平。尽管印度有保护本土产业的需要,但对这种恢复性增长也要实施限制,未免反应过激。
从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看,印度一直面临经济增长计划目标中“加快经济增长”与“保持贸易收支平衡”相互冲突的矛盾。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提速通常会导致进口设备、原料、基础产品、能源、消费品等需求增长,进而导致贸易收支恶化;在制造业欠发达、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印度,这一效应相当明显。此时,若要遏制贸易收支恶化,就会阻碍经济增长;要保证经济增长,就不得不承受贸易收支恶化。
在印度钢铁产业身上,这一矛盾表现得尤为显著:印度是一个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供给严重不足的国家,钢铁产业供需缺口相当突出,多年来一直依靠进口弥补供给缺口,近年来每年钢铁进口数以千万吨计,特钢、硅钢、轨道用钢等均需进口。为了加快印度经济发展,必须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而印度钢铁工业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本来就都满足不了国内需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必然导致钢铁进口进一步快速增长。
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力推“印度制造”计划,为此出台了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可望刺激近年来疲软的印度钢铁市场。2013年印度钢铁需求增长1.8%,国际钢铁协会预计2014年可望增长3.4%至7620万吨,2015年可望进一步增长6%。中国对印度钢铁出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增长的。
面对“加快经济增长”和“保持贸易收支平衡”的矛盾,是为了钢铁工业一个产业部门一时的利益而不惜拖累国民经济全局,还是直面现实、避免错过经济增长的机遇,中立客观的明智者不难做出选择。
考虑到深刻的体制性缺陷决定了印度钢铁工业产能很难迅速扩张以满足国内需求,甚至其已有产能也会因为行政和司法体制的缺陷而被人为限制不能满负荷运行,限制进口钢铁对印度国民经济全局利益而言更是下策。因为这样牺牲了下游产业的利益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却换不来印度钢铁工业的跨越式成长。
由于土地私有制和严重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印度商业环境相当糟糕,在世界银行“经商便利度”排行榜上排名一向相当靠后,在2014年的最新排行榜上又下滑两位,在189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42位。正是在这种商业环境下,印度许多大型钢铁项目长期受阻,甚至被彻底搅黄:
2005年,韩国浦项制铁公司与印度政府就在奥里萨邦建设年产1200万吨钢铁厂签署谅解备忘录,以120亿美元的投资额而高居印度有史以来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项目。结果,经过8年折腾,惹出了大堆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矛盾,奥里萨邦征地工作始终停滞不前,浦项制铁不得不取消建厂计划;
世界最大钢铁企业安赛乐-米塔尔公司在其老板的母国同样经历了“走麦城”。2006年,米塔尔集团与印度政府签署建设千万吨级钢厂的协议。但经过7年折腾,只有卡纳塔克邦一个候选地大致确定了用地,钢厂所需的焦炭、基础设施都没有着落,另外两个候选地奥里萨邦、恰尔肯德邦更是没有一项能够确定。面对这种局面、这种效率,米塔尔公司不得不于2013年宣布放弃印度建厂计划。
印度钢铁工业扩产艰难,就是好不容易建成的已有产能,也经常受到飞来横祸干扰而无法满负荷运行,而且这些干扰往往来自其行政、司法体系。
目前,由于原材料短缺,印度钢铁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80%;但这种原材料短缺完全是印度司法体系人为制造的。
因为印度本来是铁矿资源大国,多年来铁矿石出口量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巴西,本无原料短缺之虞。但自从2010年来,印度最高法院以“打击非法采矿”和“反腐败”名义大面积颁布实施铁矿石开采和出口禁令,终结了印度铁矿石产业的黄金时代,导致印度铁矿石生产和出口在“牛市”期间陡然连续大幅下滑,全印几乎所有钢铁企业都遭到意料之外的重大冲击,生产因原料不足而受限,铁矿石成本坐地起价,出现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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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印度钢铁业产能利用率连续数年徘徊在80%左右。某些骨干企业受创更重,印度全国几乎所有骨干钢铁公司都不得不暂停或取消投资扩产计划。最糟糕的是,尽管总理莫迪满怀振兴“印度制造”的宏图大计,但印度的联邦制决定了他难以摆平企业扩产和基础设施所面临的征地争端,独立司法体制决定了他很难协调司法体系的决定。
针对中国钢铁出口引致印度等国反对的状况,中钢协早些时候曾警示钢企,大量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必将带来贸易摩擦增多。据了解,中钢协正在考虑取消合金钢出口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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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既然印度钢铁工业本就无力满足其国内需求,既然印度国内钢铁供求缺口拉大是其体制缺陷所致,那么,凭什么要求中国钢铁工业来埋单?我们的钢铁出口退税本来完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我们的钢铁工业也已经不是原来那种“两高一资”产业的负面形象,真的有必要自我限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