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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的过年习俗

　　春节民俗，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陕西民风古朴，春节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岁首。古代的“年”不是在腊月二十九或者三十，而是在“腊日”，即后来的“腊八”。南北朝以后才把腊祭移至岁末。到了民国时，改用阳历，才把阴历的“年”叫作春节，因为春节—般都在“立春”后，因而称其为春节。

　　陕西人如今仍把春节叫作“过年”，并流传下来一个关于过年的故事。在远古时，有一种叫“年”的猛兽，每当寒冬将至新春来临的夜晚。出来食人，使得人们不得安宁。人们在与“年”的搏斗中，发现这种凶残的猛兽最怕火光和响声，于是人们想了个办法，一旦“年”出现时，便燃起大火，投入竹节，“年”一见熊熊大火，听见叭叭炸响的爆竹，就逃遁得无影无踪。后来，便逐渐形成了过年团聚。守岁、挂红灯、帖对联、放爆竹、吃年饭的风俗习惯。

　　陕西乡村腊月二十三即入年关，把过腊月二十三叫“过小年”。农村有些地方叫“祭灶”，即祭主宰吉凶祸福的“灶王爷”，以求温饱。过罢小年，人们便为春节做准备了。一般农家，杀猪宰羊，碾米磨面，做点豆腐，购买蔬菜，吊挂粉条，准备好过年所需的一切食物。腊月二十七到二十九为关中人蒸馍时间。家家户均短几笼子馍馍，要吃到正月十五以后，有“正月十五以前不擀面”的习俗。妇女上街为老人和孩子添置衣裳鞋袜、老年人则购买红纸、年画、冥币、白麻纸等大年礼仪用品。

　　大年前两天，陕西不论关中、陕南、陕北，还是城市农村，要“扫舍”，城里人叫打扫卫生。家家房前屋后，窑里赛外，连拐角都要打扫得于于净净。窗房上重新糊上白纸，贴上大红窗花。年三十早，家家房户贴对联和门神，屋里挂上年画。年终于来临了。

　　进入腊月，人们便开始忙碌，一直忙到腊月三十日，过年便正式开始。大年三十晚饭前，家家户户必须把房子、院落、房前屋后打扫干净，收拾清整，贴好大红对联(有丧服的人家贴黄色或绿色对联)及门神、窗花等，大门及堂屋、卧室、灶房、牲畜圈等处都要贴相应的对联。一切准备就绪，便开始点腊烛、烧香、燃放爆竹、祭祀先祖。之后，全家大小便共聚一桌吃“团圆饭”，俗谓“团年”。晚上，各家灯火通明，炉火熊熊，老少彻夜不眠，围炉“守岁”，俗称“坐年根”。在守岁的同时，合家大小依次要洗澡，换新衣，包饺子，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待到子时(相当于今23时—1时)，万家炮齐鸣，意为“接天星”，“迎财神”，有的还摆上香案，行跪拜之礼。据说谁家炮响得早，财神就先光临谁家。然后，便是晚辈为长辈们磕头拜年，长辈们也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给孩子。同家分居的人，便开始相互奔走拜年，通宵达旦，直到初一早上。

　　安康人从初一到初十，还有以观看天气的好坏预测五谷六畜是否兴旺的习俗。相传每天天气都有预示。即:初一观鸡，初二观狗，初三观羊，初四观猪，初五观牛，初六观马，初七观人，初八观谷(庄稼)，初九观果(果树)，初十观菜。俗称“新春十日晴，丰年乐太平，新春十日阴，谷米贵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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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活一口气，佛争一柱香。灯笼成为乡亲们活一口气的图腾。谁家的灯笼大光线亮，就表明这家的人气财运旺。今年灯笼挂得小的人家就会暗下决心，好好吃一年苦，争取明年挂上村里高大的灯笼，以此成为在乡邻面前炫耀的资本，撑起自己的尊严和面子。灯笼无意让乡亲们去争去比，但却给了乡亲们奔向幸福过上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的动力。于是村里盖上楼房的人家多了，考上大学的人多了，有了电话手机的人多了，喝的酒抽的烟穿的衣好了，致富的信息灵通了。而面对这由量到质的变化，谁能忽视灯笼的作用呢？不可否认，在这细微的变化中灯笼充当了指挥家、教官的角色。有时候它的作用要比村长、支书的作用大了。乡亲们不会在自家的院落里挂村长、支书的名字，也不会贴村长、支书喊的口号和指示，但却会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挂上灯笼。村长、支书有时还谋点小利，耍点威风，要不就砍掉村里集体树林里的几棵大树，廉价租掉村里几块土地喝顿酒吃顿肉。灯笼会吗？当然不会！它只知道让乡亲们向好日子过，宁可自己多吃点苦也不会唆使几个游手好闲的懒汉去砍树买酒喝买肉吃。

　　灯笼作为一种美好生活向往的载体和图腾，灯笼啊灯笼，我怎能停止对你的崇拜、爱恋和敬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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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是今天中国逢年过节时喜庆元素的一部分，但这种大红灯笼并非中国传统式样，而是日本人设计的日式灯笼改进版。

今天，无论是中国传统节日还是国家节日，中国各地照例都会挂上大红灯笼，以表达喜庆之意。物资匮乏的文革时代，大红灯笼是奢侈品，多数单位组织也找不到会制作灯笼的工匠，于是，就用宣传画上的大红灯笼代替实物，每个灯笼上写一个字，构成“春节快乐”或“欢度国庆”的完整句子。

这种灯笼无论大小，通常直径与高度（含圆形的灯头与底端）之比在1.1：1至1.35：1之间，无论是外观形状、比例、颜色还是结构，都是天安门上那8个灯笼的翻版。今天，中国喜庆时很少见到传统形状各异的灯笼。

不过，今天挂满中国的大红灯笼，并非中国传统式样，而应当是“日本丸”的改进版本。

这一切得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的改建说起：

民国末年的天安门城楼

当时北平市委和市政已知道开国典礼极可能在此举行。他们绞尽脑汁，发起了一场又一场清洁运动，天安门广场是重点对象——广场上309个坑被填平，周边不少建筑被铲平，同时，恼人的野鸽子屎也装满数卡车，运送出城。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批示“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虽然清除了垃圾，天安门城楼仍急需修缮、装饰——悬挂的毛画像、正面的两条字幅、城楼上的灯笼，都需要现做。

画像、字幅都容易解决，灯笼却令所有人为难。天安门城楼原有的六角宫灯，既小又破，落满灰尘，根本无法适应“张灯结彩”的政治任务。而被周恩来从20张设计图中一眼相中的大红灯笼，高2.23米，周长8.05米，只是一副草图，但无人能制作。

1949年初，接收的北平城令市委十分难堪：垃圾遍地、千疮百孔。一直被视为重要政治象征的天安门也不例外——堆积的风干野鸽子屎有数吨之多，踩上去霉味扑鼻。